图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查看本版大图 上一版 下一版     版面概览
 第13版 论丛
·图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湖北日报电子版
----  
 
13 论丛 2018.12.11 星期二

图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新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12月8日,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八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讨。本报现刊发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敬请关注。

    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谭先振 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要求,开启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征程。实现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时间很紧迫,任务很艰巨。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大力度、更严标准、更硬措施、更优作风,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确保湖北的法治政府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要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谋划和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并将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工程来抓。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目标,法治政府是主体,法治社会是基础。法治政府建设在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共同推进的“着力点”、一体建设的“支撑点”,推进法治建设必须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和主攻方向。要把突出工作重点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科学方法。坚持抓重点、带一般、促全面,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抓落实、攻难点、求实效,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要把创新方法手段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源泉。探索新办法、新途径、新手段,在落实中创新,在规范中创新,在开拓中创新。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法治呼声,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关切,增加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办事便捷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更加满意的法治服务和法治保障。

    越是强调法治 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
    陈曙光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哲学的高度、运用哲学的方法回答法的一般性问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法哲学观。
    在德与法的关系上,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在党与法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在权与法的关系上,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在立与废的关系上,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在良法与善治的关系上,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于自己那些所谓利益,更不要因此对立法工作形成干扰。在本与末的关系上,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立法成就是多方合力的产物
    周尚君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澳门赌博平台教授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相互促进,取得的成果可谓举世瞩目。我们这个国家,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
    以宪法为统帅,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具有适用法域庞大、覆盖面较全面、结构层次较多、不同性质规范间互补性强的基本特征。从立法权限划分来看,立法体制具有一元多层级的特点:“一元性”体现在党领导立法的立法领导权一元性,中央统领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具有从属性,地方立法多为中央立法的具体化、补充或者变通;“多层性”则着眼于阐释中央和地方立法权主体的广泛性。当前立法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合力的产物。首先,决策层通过汇聚立法民意、确定立法主题、成立领导小组引导立法方向;通过开展全局协调、调节立法进程来掌握立法进度;通过决策的会议制度、基本程序、政治考量来决定立法方案。其次,法案制定部门整合内部立法意见,广泛吸纳普通群众、利益团体、专家学者等外部意见。再次,公众广泛参与立法,包括普通群众参与立法过程,利益团体提出立法建议,多类型研究主体、专家建言献策,确保了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最后,始终坚持党领导立法、人大主导立法;坚持中央统筹地方,既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又保持地方立法的适应性和活力;既依据立法目标、措施、步骤的设想与安排推进规划型立法,又倡导回应型立法及时回应社会需求。

    回应国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逻辑
    王启梁 云南大学澳门赌博平台教授

    过去40年来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主线有两条:一是依法行政,即围绕着职权、行为、程序和责任法定化建立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二是以良好治理为导向,旨在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明确政府作用边界的政府改革。第二条主线是方向性的问题,决定着依法行政的走向。从这个角度看,什么是好的政府、什么是善治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懂法治、践行法治的政府,其内涵、核心要求、构成要素始终处于发展、变化和丰富之中。在中国的全面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国家和学界不断深化着对政府职能及其权力运作模式的认识。因此,我们最好是从“过程性”来把握“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其内涵和具体的制度建设、措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论是具体的行政法律的产生还是政府法制、依法行政等的提出,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各种具体措施,都是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具体建设的体现。法治政府说到底是对政府全部行政活动的一种总体要求,核心是以法治的方式确立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运行,其目标应该是充分发挥政府效能。而具体的理论表述、建设方向、建设措施则因时代面临的问题可以是多样化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是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实践的历史结果。因此,如果仅从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出发,并不足以全面和深入理解其为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相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来讲是一个“中观”领域,需要将其放在国家发展的大脉络中来加以观察。从根本上讲,40年来中国开展的持续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心,回应国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逻辑。

    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刘方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研究员

    任何国家的检察制度,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所谓检察制度,是指适应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的,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的,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任务、机构、职能、工作程序和活动原则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开辟了检察制度发展的崭新道路。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虽然借鉴了前苏联检察制度,但没有完全照抄,而是根据中国法治实际进行了深度改造和升级,在监督权的实效性、侦查权的针对性、公诉权的程序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二是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有利于不断加强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化,也顺应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前行方向,具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检察制度的自身优越性和特点。四是为履行法定职责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检察机关的功劳和足迹。
    今天,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何更好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人员必须深思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的检察工作中,应当进一步实现检察工作监督实质化、诉讼专业化、司法职能化、责任制度化、体制稳定化。检察机关要找到工作的突破口,努力朝着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断推进检察官责任制、积极扩展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努力增强检察权的司法属性的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法治具有独特历史地位
    顾培东 四川大学澳门赌博平台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当代中国根据自身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处境,从实现国家、社会稳定发展和有效治理的要求出发,对法治这一人类文明的现象及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独特理解和认知、独特的探索与实践。
    对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立基于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处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功能及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有效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以人类法治文明为基础,不偏离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无论从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还是从当今世界各国法治化进程或状态看,经历了40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法治都具有不可忽略的独特历史地位。这一历史地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主导政治力量基于理性自觉在治国理政方式上作出的主动性选择,避免了“以社会震荡换取法治化启动”的历史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发展中大国的环境和条件下所实行的法治,为后起法治国家提供了成功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建构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行的法治,保持了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全球化、西方化强势影响背景下而坚持自主性的法治,保证了法治的中国特色以及法治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尽管当下中国法治现实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对当代中国法治的重要成就和独特历史地位感到骄傲。

    从历史角度理解“全面依法治国”
    尤陈俊 澳门赌博注册平台副教授、《法学家》副主编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不仅是我国当下国家治理理念上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追求法治过程中达到的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百余年前,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大声疾呼,“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晚清变法以降,中国人追求法治的实践,首先并主要体现在创制更多现代法律的立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中间也有波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典型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1年已经形成。
    法治与立法息息相关,但法治并不只是立法;法治有赖于以法制为基础,但法治并不等于法制。立足于上述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意味着在注重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将法治理念更为深入地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在法治建设实践中,由重点在国家“立法”领域首先着力,扩展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我国法治的进一步展开夯实了制度基础,那么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则不仅在指导思想上为新时代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设定了总体目标,更是提供了全面的具体方针指引,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系统展开。

    保证公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力
    侯猛 澳门赌博注册平台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整个司法体制和司法改革进行顶层设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这意味着公正才是司法的首要价值,提高司法公信力则是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决定》还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也是强调司法工作要努力做到与人民群众的正义感相一致,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围绕中央提出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根本判断,司法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包括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现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行司法责任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等等。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推动了《宪法》《监察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吸纳了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特别是成立监察委员会,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改变了以公检法三机关为主体的政法体制格局,政法体制与监察体制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中央还组建了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全面领导当代中国的司法体制,组织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澳门赌博平台副院长、教授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政治意义和理论内涵的阐释,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央将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命题提出,其建设方向是明确的,方案也是具体的。对“法治社会”内涵的理解,可以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治命题中汲取资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法治国家建设立足于构建和完善国家权力的基本构造,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于政府权力的具体运行,法治社会建设主要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维护传媒功能发挥的良好秩序等。法治社会建设也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追求,包括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等。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同主体应当承担不同的功能,应当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主体的力量。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有效减少和防止犯罪
    黎宏 清华大学澳门赌博平台党委书记、教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的思想,这一思想之后又被《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确认。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尽管是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则和近年来所流行的犯罪学理论即情景犯罪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情境犯罪学所暗含的潜台词是,情景或机会是所有犯罪行为的基本条件,虽说仅有机会并不一定能促成犯罪,但没有犯罪的条件或者机会,即便是有可能犯罪的人,也不至于实施犯罪。因此,创造出不利于犯罪的物理或者心理上的条件,加大实施犯罪的难度和风险,增强区域居民的连带意识和防范意识,减少犯罪风险,就能有效地预防犯罪。
    近年来,我国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发案率下降,社会治安好转,很大程度上就与情境犯罪学的广泛应用有关。如对菜刀、汽油等有可能被用于犯罪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严格审查;对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以及进入特定场所进行随身携带物品的检查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情境犯罪学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体现。在不对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生活环境进行大幅度变革就能取得实效的情况下,可以说情境犯罪学是一种有魅力的犯罪学说。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当中,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合理地借鉴其中的有益内容,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便能有效地减少和防止犯罪。
(文字整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摄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